史学家们——尤其是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史学家们，对1911年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是武昌起义的先声，也是辛亥革命重要导火线，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评价是十分中肯的。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对保路运动的评价概括、总结得最为经当。孙中山先生说：“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军）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我对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话是这样认识的：保路运动中由孙中山亲自缔造的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当是促成武昌首义一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是在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下，由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具体践行的。

笔者认真收集、学习了有关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文献，并对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进行了专题研讨，我认为，同盟会领导的这次武装起义，是将立宪派领导的爱国、反帝的保路运动，引向了更深入的反帝、反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我们应当对这次武装起义作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公正评价，认真总结它在中国近代史中——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重要作用。

一、这次武装起义是同盟会会员认真筹划、精心组织、领导并成功建立第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政权的“首义实为先天下”的起义。

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在云南开展革命工作回四川后，被当选为谘议局议员，同时，他在成都创办了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以此作为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的秘密机关。因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会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早年曾经让四川不少袍哥头目到日本面授机宜。孙中山亲自发展他们为同盟会会员，将他们作为四川开展民主革命工作的有生力量。龙鸣剑遵照孙中山先生“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在1909年秘密发展秦载赓等袍哥头目参加了同盟会，并在四川保路运动前，就多次筹划在时机成熟时，组织武装起义。

在1911年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准备会议上，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在会上痛斥股东会董事长邓孝可“铁路国有”的主张，“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力主路不能让，仍归商办”。龙鸣剑的“坚决”和“力主”包涵了一切为主张的实施变为现实的手段，其中包括武装起义。事实上，这是同盟会发出的武装起义的信号。

同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立宪派领导采取“文明争路”方式，向清政府要求废除四国“借款合同”，遭到了清廷的拒绝。很显然，想通过和平请愿方式、寄希望于清政府废约是根本不可能的。龙鸣剑、王天杰等同盟会员认为，组织武装起义队伍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8月4日邀集袍哥首领秦载赓、罗子舟、张达三、胡重义等人，在资州罗泉井召开“攒堂”大会，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建立了一支以袍哥组织为主体的反清革命武装队伍。会上秦载赓等人对武装起义作了周密安排，作出了5項决定，将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转向了由同盟会领导的武装斗争。

9月5日出现在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上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实际上就是同盟会向清政府发出的武装起义的的宣言。

9月7日，赵尔丰制造的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的次日凌晨，秦载赓就带领1000余名着装整齐、高举“东路同志军秦”大旗的保路同志军，直奔成都东门外牛市口，向清政府打响了第一枪。自此，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在全川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军的队伍很快就超过了20万人，连藏族、彝族、羌族的同胞，都主动参加到了保路同志军队伍中来。摧毁清政权的战斗在四川打响，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等人在荣县成功地建立的第一个独立于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政权，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首义实为先天下”，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对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二、同盟会领导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前奏，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载赓带领的保路同志军向清政府打响第一枪后，主要在成都东郊牛市口、大面铺等地与清军战斗。成都附近温江、双流、郫县、大邑及较远的威远、荣县、井研等十余州县的同志军，二十万众从四面八方赶向成都，陷赵尔丰“于坐困之地”。烧教堂等直接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时有发生。住在成都及四川各地的外国人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向上海逃窜。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同志军经过约十日的成都围城战后，分兵转战各州县。侯宝斋率南路军转向新津，号称十万以上，成为川西南同志军的中心，侯宝斋、周鸿勋被公推为正副统领。东路军在成都郊区连战七昼夜后，主力由秦载赓率领转战华阳中和场一带，一时又集聚义军二十万以上，并与王天杰、龙鸣剑部在仁寿会师，组成东路军总部，由秦载赓、王天杰分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整编了各路民军，在统一指挥下一致行动。东路同志军是由同盟会员直接领导的队伍。在群众的支援下，“其军所至，势如破竹，旬月间遂下仁寿、资阳、简州、井研、内江、叙府、犍为、威远、富顺、自贡等十余州县”。“所过秋毫无犯，不愧义师”。

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的大规模、大范围的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并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尤其是荣县宣布独立，建立第一个革命政权后，清政府的统治尤是日落西山。清廷对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感到十分棘手，起义已对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产生了直接的威胁。于是，清廷急令滇、黔、湘等省清军从速人川，清政府先后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调兵入川弹压，催令端方率湖北新军加速进军，入川平息武装起义，又调岑春煊人川“宣抚”。

 清军的大量入川，尤其是湖北新军主力的调离武汉，造成了武昌新军防卫上的不足，为武昌起义创造了先机。所以说，同盟会领导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前奏，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恰如其分的。

三、同盟会领导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历史功绩。

1.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十分深远的起义。

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和领导的前后10次武装起义，其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不及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但孙中山屡战屡败却永不气馁的的不断革命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极大地激励着同盟会会员的革命意志。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终于早于武昌起义半个月，成功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民主革命政权，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2．它给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给予了致命的一击。

同盟会领导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的大规模、大范围、长时期的武装起义，使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根基，清政府之所以从各地调集军队入川弹压，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3.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四川的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从时间上讲，是辛亥年，其革命性质讲，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笔者认为，这次武装起义，虽然不是孙中山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但它是在孙中山“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下开展和进行的，是在孙中山百战不殆、不屈不挠的不断进步精神鼓舞下，艰苦卓绝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它和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同应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卓著的功勋。